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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 《落花時節》 陳大遠

  在課本中、在書籍上,我們認識過多少古往今來偉大的人物,讓我們肅然起敬;可見更令我們感受深刻的,往往是身邊愛我們,影響着我們的人,那管他只是一個平凡人物,他的言行,他的事迹,在我們心目中,都是傳奇,就如作者筆下的三姐一樣。


《落花時節》
陳大遠


  窗前的月季在飄落,鮮紅的、淡黃的花瓣落在那新生的高不足二尺的竹叢中,落在剛剛潮潤起來的土地上,這正是暮春三月的光景。月季花落了,新蕾又在形成。就在這時候,我接到述生的來信,告訴我一個不幸的消息,兩個多月之前,她的母親病故了。這個消息引起我們全家的悲痛。不過我也想,述生的母親已經是七十多歲的老人,她在病逝之前,度過了幸福的晚年,所以我是痛而無涙的。

  這位死者,就是我的老伴的三姐。

  我們同三姐有兩年沒見面了,那次她到北京來,身體已顯出衰弱,為了來看我們,旅行了三百多里,付出了很大的精力,這可能是對她的生命一次極大的干擾吧!可是,我們都沒想到,這是最後的一次聚會,兩年以後她就倉促地離開人世了。

 


  我們的三姐,是一個微不足道的人,但是在她的歷史上,卻刻着新與舊、痛苦與幸福的烙印,我願把這些烙印,用我自己的方式記錄下來。

  她二十歲左右結婚,沒過上幾年安生的日子就失去了丈夫,從那時起,她就同惟一的只有三四歲的女兒相依為命,生活在窮困孤獨之中。這個女兒就是幾天前給我寫信的述生。

  三姐把一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女兒身上,但是她好像從女兒身上又看不到甚麼希望。她曾經跟我說過,女孩子,靠得住嗎?她不想對她的疑問多作解釋,不願把她的矛盾和痛苦心情全部暴露在我的面前。我能說甚麼呢?我確實看到過不少有女無兒的老人所遇到的不幸。在我們這個「父系社會」裏,誰能扭轉這種命運呢?

  三姐就是在這種痛苦、矛盾的心境裏挨日子的。

  三姐沒上過學,但是為了幫助女兒學習,她自己學認字,除了偶爾問問別人以外,幾乎全部是自學,一直學到能夠讀懂中學課本,能夠講解《水滸》、《紅樓夢》。她的學習成果是驚人的,可是她並沒想過用這個把自己打扮成斯文的人,而是為了教育女兒。為了教育女兒成人,她可以注入全部心血,只要是需要做的,她都一定爭取做到。我記得她曾這樣吐露過,她不再擔心女孩子靠不靠得住,只求能夠對得住女兒的父親,代替他把女兒養大成人。

  她節衣縮食,不妄花一文錢,對於生活沒有一點點苛求,把得來不易的錢積存下來,供給女兒上學。就這樣,女兒拿着比奶水貴重多少倍的錢。上完了初中,而後當了小學教員。從此,她們有了微薄的,卻能按月得到的收入。三姐的艱難歲月應該結束了,可是她沒有那樣做,她告訴女兒,把掙來的錢,除了十分必要的花銷全部積存起來,兩年之後,用它去讀高中。她好像忘了甚麼是享受,甚麼是生活,她只有一個願望,用自己的血淚,澆灌自生的新苗,讓她離開媽媽之後,有更多一點的自立資本,能夠過得比媽媽幸福一些。

 


  解放了。解放的含義,三姐領會得比一般人更深刻些。她好像從無花無草的茫茫荒野之中看到了一條路,她希望沿着這條路走下去。她讓女兒到市裏繼續上學。學費是不多的,伙食費也並不高,但是三年高中,畢竟是要花費一些錢的,錢從哪裏來呢?述生不可能像三姐希望的那樣,兩年教書攢到足夠三年上學的開支,因為戰爭年代,學校時開時停,工資收入本來沒有多少,加上女兒總不會把錢放在腰包,看着母親餓肚子。所以學費仍然需要三姐去籌措。她的惟一「生財之道」,就是賣掉一些並不富裕的糧食。女兒拿到浸透母親汗水的錢,往往又為它包上一層淚水。

  我告訴述生,上學的花費由我來付,不要奪去媽媽的口糧。可是三姐看到我的工資只有三百斤小米,要養活四口人,總覺得這也並非長久之計,讓我給她找個看小孩當保姆的地方,一來可以賺幾個錢供給女兒,二來有了小孩可看,精神也有所寄托。她的情詞懇切,我也就同意了。我給她找了兩個看小孩的地方,都因為小孩的父母調往外地,不得不中途作罷。這倒是個說服三姐留在我家的機會,也算是形勢所迫吧,三姐和述生從此成了我的家庭成員。

  述生高中畢業考上了大學,大學畢業以後當了母校的講師。按常理說,她應該去同女兒一起生活,建立她們自己的家務了。但是,我的幾個孩子都是經她撫養長大的,對她的感情勝於對自己的母親,捨不得讓她走;她也捨不得猶如自己子女的幾個孩子,所以她繼續留在我家,一直到述生結婚,有了小孩,才離開我家同女兒一起,建立了一個她不曾夢想過的「三代同堂」的幸福家庭。

  我記得,曾經對三姐說過:「二十年前,你曾經問過我,女孩子,靠得住嗎?當時我回答不出,現在,又用不着我回答了。」

  三姐笑了笑說:「這並不是女兒的功勞。」

 


  三姐的家庭建立了兩年之後,我家也遷來北京。我們兩家好像「天下大事」,分久必合。

  「文化大革命」開始兩年之後,林彪發了個「一號命令」,要疏散北京的人口,述生的學校遷到河北,我也帶領全家到河南去「落戶」,我們兩家又來了個「合久必分」。

  當我家遷回北京之後,我們是多麼希望再來個「分久必合」呀,可是看來辦不到了。我們總想去看看三姐,可惜,我的老伴是個殘廢人,行動不便,難以成行。三姐也是非常希望來看看我們,可惜,她已年屆古稀,體弱多病,不得不一再推遲行期。

  兩年前的夏天,她的健康略有好轉,終於不遠三百多里,在女兒扶持之下來到我家。她看到我們的頭髮斑白了,看到她親自撫養的幾個孩子長大成人了,有抑制不住的感慨,有難以形容的高興。三姐老了,瘦了,背也有些駝了,如果沒有人扶持,步履也有些艱難了。我看了很難過,她已經是風燭殘年了嗎?但是,三姐的心情是愉快的。她說:「我們這次見面之後,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見。我跟述生爸爸分別四十多年了,如果我真的能夠見到他,我會告訴他說,痛苦給了我們幸福。」

  難道這是讖語嗎?這次見面兩年以後,她真的去世了,在愉快幸福之中,結束了她的生命。

  我們的三姐,是一個最普通的家庭婦女,沒有動人的史傳,沒有不朽的業績,她的生,不過像無際綠原的一棵春草;她的死,不過像風飄萬點的一片月季花瓣。那麼我為甚麼要寫這麼一個普通的老人呢?沒有別的原因,只因為我熟悉她,我敬重她,我從她的身上看到了幾個不同時代的印記,也從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同一個時代的人和我自己。

  當我寫到這裏的時候,那幾棵曾經飄落的月季,又生出新蕾。花開花落,是生物的自然現象,同人的生死是沒有必然聯繫的,就像痛苦跟死亡,幸福跟長生沒有必然聯繫一樣。但是。這些新蕾,卻像開出了三姐的心血,開出了三姐的歡樂。月季沒有死,三姐也是永生的。